人間通訊社

人生走到一個階段，回頭看來，才會發現，原來我們以為偶然發生的事情，往往早已埋下了日後的因緣。

一、鐵飯碗換成了羅漢鞋：1975年的最初因緣

大學三年級，我上佛光山參加「佛光山大專佛學夏令營」；然後，1975年我辭卻了人人稱羨的教職，捨了那一隻「鐵飯碗」，隻身上了佛光山。那時青春年少，未識山高水長，只覺得心裡有一團火，要往有光的地方去。行囊裡沒有多少家當，卻裝滿了不知天高地厚的勇氣。誰知這一去，便去了大半生，去成了一段筆墨因緣，也去成了一生受用不盡的福報。人常說出家如重生，我倒覺得，我是從那一日起，才真正走進了一座取用不盡的文字寶山。

我清楚記得，上山後接手的第一件任務，便是一場「初生之犢」的試煉。師父（星雲大師）遞給我一疊稿子，那是某位大學生參加夏令營後，幫師父整理的演講記錄。師父當時語氣平和地對我說：「你把這篇文章順一順、潤筆一下，看看有什麼需要修改的地方。」

那時的我，少不更事，根本不知道稿子背後的份量，更不知道那就是師父本人的講演。我拿著紅筆，以中文系工作者的專業我慢，對著稿子大刀闊斧，改得一塌糊塗。因為師父帶著濃厚的揚州腔口音，記錄的學生可能聽不太懂，導致文字顯得支離破碎。我竟然直白地對著師父說：「師父，這篇文章這裡不通、那裡也不通，文字簡直慘不忍睹。」

那一瞬間，旁邊幾位法師都驚愕地瞪著我，空氣彷彿凝固了。我後來才意識到，自己的言行是多麼地冒犯與莽撞。然而，師父展現了常人難及的寬厚與雅量，他不但沒有動怒，反而哈哈大笑，笑得非常開心。這份笑容，像是一抹溫暖的陽光，照散了我所有的侷促與不安，也從此開啟了我這輩子為師父謄寫演講稿、參與文化事業的深厚因緣。

二、在方格紙上種稻：從錄音帶到《演講集》

從那之後，我的生命便與師父的音聲緊密相連。為了將師父的弘法演講語言化為流傳後世的文字，我開始了漫長的「揣摩」生涯。我常開玩笑說，當別人在夢鄉時，我是在方格紙上辛苦耕耘的農夫，「手把青秧插滿天，低頭便見水中天」，我低頭看見的，是那一方方充滿靈性與智慧的福田。

為了精準捕捉師父的語氣與神韻，我會將錄音帶聽過一遍又一遍，先抄錄成草稿，再重修整理、改寫。這過程極其枯燥，卻也極其豐厚。在反覆的聽、寫、改之間，我對佛法的體悟在不知不覺中深化了，這對我後來宣說佛法、應對各界演講，有著難以言喻的巨大助益。

後來，《星雲大師演講集》陸續出版。第一集大約有四分之一是由我重新整理語氣與前後文結構；到了第二集，參與的深度更進一步；及至第三集，幾乎所有的文字編撰都由我一肩挑起。

這份文字工作的因緣，也隨我遠赴日本。1977年佛光山開山十周年傳授「三壇大戒」時，師父命我擔任書記。那時我剛到日本求學，在東京大學圖書館裡，別人在埋頭讀書，我卻是在埋頭撰文。在短短一個月的「閉關」中，我每天給自己定下三千字的目標，最終完成了十萬字的《佛光山傳戒錄》。他如〈青年之病〉、〈佛陀的宗教體驗〉、〈菩薩的宗教體驗〉等師父的演講內容，也都是在東大圖書館那靜謐的氣氛中，一個字一個字敲出來的。

記得有一次，我在金山的北海道場閉關一個月，如火如荼地趕寫《演講集》第二集的稿子，最後整理了十萬字。有一天在哭風淒雨的凌晨兩點，我獨自住在城堡般的建築裡，在深夜的孤燈下，謄寫師父講的〈論鬼的形象〉，風聲、雨聲，聲聲入耳，充滿鬼魅魍魎臨場感的效果。這段在異國他鄉、日月交晦的寫作時光，如今想來，皆是法喜。

三、深入經藏的修煉：大辭典與大藏經的編纂

師父一直有個心願，要鼓勵女眾弟子不僅修福德，更要增長智慧。為此，他特別成立了「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」，成員一共九個人，而我有幸成為其中的一員。

在日本求學的寒暑假期間，我回到佛光山，直接投入文化工作的戰場。當時《佛光大辭典》進入了最後定稿與決審的關鍵階段，原定的三位負責人因故無法參與，這份重擔便落到了我肩上。要在一個月內審訂幾萬字的專業佛學辭條，其中壓力可想而知。但也正是這段經歷，讓我強迫自己浸淫在廣袤的佛學專有名辭中。今天我能有一點佛學底子，全是當初逐字審閱《佛光大辭典》所打下的基礎。

隨後，《佛光大藏經‧阿含藏》與《禪藏》的編纂也拉開了序幕。當時的總編輯慈怡法師對我說：「空法師，你別管那些人用紅的、藍的、黑的、綠的原子筆乃至鉛筆標的符號，你就發揮你中文系的專業訓練，重新標點吧！」

於是，我從第一個字開始標點，例如《雜阿含經》、《景德傳燈錄》等經典，我都有幸參加審校。這對我而言是極其有福報的佛學訓練。至於《佛光大藏經》為何規畫為十六大類？那是有一天在老慧明堂與師父閒聊的因緣下，師徒倆一來一往、談笑風生間，就在那樣輕鬆的氣氛中定下了這套宏大的分類系統。

編《般若藏》時，我還帶著兩位主編去嘉義妙雲蘭若，拜訪印順長老，得到他的首肯，答應把他的《中觀論頌講記》、《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講記》編入《佛光大藏經‧般若藏》系列中，成就一段佳話。（待續）